目的  对比新型体脂指标与传统体脂指标对云南彝族代谢综合征(MS)患病风险的预测价值。  方法  2018年11月—2023年9月期间通过随机整群抽样选取云南3个彝族聚居地居民共508名作为研究对象，收集传统体脂指标腰围、臀围、BMI、腰高比(WHtR)及相关化验指标，计算新型体脂指标中国内脏脂肪指数(CVAI)、内脏脂肪指数(VAI)、脂质蓄积指数(LAP)，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云南彝族人群代谢综合征的患病率约为20.01%(102/508)。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MS与各体脂指标均有相关性。ROC曲线分析显示，各体脂指标的曲线下面积均>0.7，其中CVAI的AUC最大(AUC=0.872)；CVAI、VAI、LAP最佳截断值分别为120.20、2.02、56.36；在不同性别亚组及体质量亚组中，新型体脂指标的预测价值均优于传统指标。根据ROC曲线的最佳截断值定义分组为C0组(CVAI＜120.20)、C1组(CVAI≥120.20)，V0组(VAI＜2.02)、V1组(VAI≥2.02)，L0组(LAP＜56.36)、L1组(LAP≥56.3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C1组发生MS的风险为C0组的8.484倍；V1组发生MS的风险为V0组的13.602倍；C1组发生MS的风险为C0组的4.916倍。  结论  新型体脂指标预测云南彝族人群MS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在相关血脂指标缺失时，传统指标也有一定的价值；当新型体脂指标超过最佳截断值时，MS的患病风险将显著升高。

  目的  总结安徽省首例成人成功活体肝移植的康复管理经验。  方法  2021年12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移植肝胆胰外科成立医护移植专科小组，对肝移植供体、受体移植评估期、围手术期、居家管理期3个阶段实施医护一体化精准管理。移植评估期从解剖学、生理学和社会心理学3个方面进行医护一体化的综合评估与干预，尤其在活体肝移植中需获得二级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手术，做好肝移植供体和受体两方面的整体评估方可进行手术，为手术成功奠定基础；围手术期除外科围手术期常规措施外，从术前准备、免疫抑制药物精细化管理、移植器官功能监测、保护性隔离与感染防控、优化快速康复管理策略5个方面进行全面细致化的治疗与护理，是供体、受体顺利康复的关键；居家管理期医护协作通过各种干预提升受者的自我管理效能水平，促使患者采取健康行为，运用血药浓度监测法、药片计数法以及问卷调查法追踪肝移植受体居家期间服药依从性，并优化术后复查流程。  结果  肝移植供体、受体手术顺利，肝移植供体于术后第11天康复出院，肝移植受体于术后第18天康复出院，肝移植供体、受体血生化指标提示肝功能良好，免疫抑制剂血药浓度维持在理想水平，肝移植供体残肝和肝移植受体供肝均增生满意。居家管理期间密切随访，术后8个月供体、受体均恢复良好。  结论  成人活体肝移植手术需要医护团队密切合作，以严谨的态度、高质量的管理，实施精准的诊疗护理措施，从而获得供体、受体双方的满意恢复。

  目的  探讨脓毒症患者肠内喂养不耐受(EFI)的危险因素，了解脓毒症患者EFI的发生情况。构建脓毒症患者发生EFI的风险预测模型，便于高危人群的筛查，以防控EFI的发生。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2022年1月—2023年6月新疆某三级甲等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行肠内营养治疗的脓毒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以患者是否发生EFI分为喂养耐受组和喂养不耐受组，对患者的一般资料、临床资料、喂养不耐受相关资料进行单因素分析，应用LASSO回归解决各变量间的共线性问题，将LASSO回归分析结果中的变量纳入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脓毒症患者发生EFI的危险因素，并基于此构建脓毒症患者EFI风险预测模型，绘制列线图、ROC曲线、决策曲线、校准曲线，对预测模型的诊断效能进行评价及验证。  结果  共纳入199例行肠内营养治疗的脓毒症患者，其中不耐受组93例，耐受组106例，EFI发生率为46.7%。多因素分析显示序贯性器官功能衰竭(SOFA)评分、营养风险筛查2002(NRS-2002)评分、镇痛剂、ICU住院时间是脓毒症患者发生EFI的独立影响因素。ROC曲线分析显示，脓毒症患者发生EFI的曲线下面积为0.885(95% CI：0.833~0.933)，最大约登指数为0.689，敏感度为0.849，特异度为0.839。  结论  SOFA评分、NRS-2002评分、镇痛剂、ICU住院时间是脓毒症患者发生EFI的影响因素，基于此构建的风险预测模型，经验证后发现该模型可较准确地预测脓毒症患者发生EFI的风险，有助于临床医护人员对患者进行科学、个体化的肠内营养治疗。

  目的  对胃食管反流病(GERD)患者食管pH和阻抗-pH监测反流参数的结果按照“里昂共识”标准进行回顾性分析，并比较传统DeMeester评分(DMS)和酸暴露时间(AET)参数。  方法  选取2008年1月—2022年12月北京协和医院胃肠动力中心接受24 h食管pH监测或阻抗-pH监测的GERD患者共1 023例，分别采用DMS和AET标准对检测结果进行重新分析及比较。  结果  (1) 根据“里昂共识”AET标准，AET的灵敏度为94.7%，特异度为99.0%，DMS的灵敏度为98.1%，特异度为97.2%，DMS较AET灵敏度高，而AET的特异度高于DMS。2种方法监测结果比较具有高度的一致性(P < 0.05)。(2)在AET 4%~6%的105例患者中，DMS阳性和DMS阴性2组间酸反流次数、>5 min次数、最长酸反流时间和卧位pH＜4的百分比(卧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有必要对AET以外的参数进行考量和分析。(3)105例AET 4%~6%的患者中，有超过50%的患者仍不能确定是否存在病理性反流。  结论  “里昂共识”AET标准和DMS标准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均能对食管酸暴露提供有力的支持证据，AET的灵敏度低于DMS，而特异度高于DMS。如果将AET>4%定为酸反流阳性，则可提高AET的灵敏度。

数字疗法作为由高质量软件程序驱动、有效且安全的新兴干预手段，正逐渐应用于基层临床实践。认知行为治疗(CBT)是心理治疗领域应用最广泛的经典方法，也是诸多数字疗法产品中的关键核心技术。传统CBT干预技术的实施通常存在治疗场所及专业人员不足的局限，无法普及到更广泛的目标人群。借助数字疗法，将CBT技术融入相应设计模块，可突破上述局限。目前CBT-数字疗法产品在基层慢性病防治领域主要应用在患者生活方式干预及以人为中心的照顾方面，其在常见慢性病健康监测及预防、疾病治疗和优化药物治疗效果方面的应用尚存在较大的开发空间。作为引领基层医疗服务质量高效推进、满足主动健康科技发展的重要支撑，CBT-数字疗法获得了政策环境大力的支持、新兴科技的全面赋能以及慢性病患者自我健康管理意愿的带动，迎来了关键发展机遇。同时，CBT-数字疗法未来还存在一些亟待突破和完善的关键点。今后需注重符合监管需要的临床数据的积累，基于患者慢性病数据、利用算法技术，进一步精准定位患者的个性化需求，以拓宽CBT-数字疗法慢性病管理适应证。同时，需进一步完善数字疗法相关监管法规，制定与数字疗法产品相适应的审批制度，并完善CBT-数字疗法产品数据的安全性、隐私保护、医保支付政策等方面的行业标准。